年轻人不考研，去考公了
2024年，曾一直居高不下的“考研热”，迎来了9年来的首次下滑，高校毕业生人数攀升至1179万人的同时，考研报名人数达438万人，较上一年减少了36万人。到2025年，考研报名人数388万人，又减少了50万人。风头正盛的是考公。这7年来，考公持续升温。今年，通过资格审查的国考报名人数超过341万，而23省的省考报名总人数超过530万。
以前，“去大城市闯荡”“进大厂拼搏”是毕业生的正道。如今，单纯靠学历已经难以直接换来高薪体面的工作与光鲜的生活，越来越多人厌倦了太累、太卷、迟早来临的35岁危机，于是公务员成了那个更理性和安稳的出路。
“稳定”的胜利
在香港大学（以下简称港大）硕士和重庆乡镇公务员之间，林悦整整纠结了一个月。
她是四川人，在一所211学校读建筑专业。谁也没想到，5年本科读下来，到毕业时，曾经的热门专业竟成了“天坑”。她想“够一够”香港的硕士，怕不保险，又参加了几场公务员考试。录取通知几乎是同时到来，收到港大建筑专业的offer后，5月，报考的遴选公务员岗位也开始走政审流程。
面前是两个不同的“岸”：香港大学一年制硕士，20万元学费，能快速提升学历、拓展视野，或许还能借学校背景进到国企；重庆主城区的乡镇公务员岗位，离家200公里，虽然工作琐碎，但能提供稳定编制。
林悦在两个选项间反复权衡，很难想象放弃名校学历，去乡镇当公务员后的生活。因为已经交了几万元的硕士留位费，她几乎就要写公务员的放弃承诺书了。
当面对多个选择时，很多年轻人短时间内很难做出选择。
但这毕竟是关乎未来的选择。她在网上发了个询问帖，很快收到各种各样的意见。有人提醒，乡镇工作很辛苦，建议她读完硕士再进体制内，这样可报考的岗位层级更高。也有人强调，港大什么时候都能申请，但公务员“过了这条街就没那家店了”。
讨论的归宿似乎都离不开当公务员，只是或迟或早的事。那些过来人的声音总是斩钉截铁：“这个专业还读什么，直接端铁饭碗多香。”
本专业的就业确实不太乐观。林悦曾在建筑设计院实习，连部门领导都在私下劝她转行。她考研的同学已经在尝试“跑路”，有的跨考地理学、资源与环境等相近专业，还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。这至少能为去高校当辅导员、或进国企铺路。
天平开始往现实的一边倾斜。还有一笔经济账不得不算——去香港一年的开销超过30万元，而公务员工作能立即带来收入。父母虽全然支持女儿的想法，但要是拿出那么大一笔钱，林悦还是有些心疼他们，“如果家里压力小一些，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”。两个选择之间的差价近40万元。最后，她放弃了港大。
放在几年前，读书深造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但如今年轻人心态确实变了。名校光环正在渐渐褪色，“以前市场还比较好的情况下，港大（建筑）毕业至少能找到年薪20万元的工作，但现在已经赚不了这么多钱了。”学历不再是投资，更像是一种消费。至少林悦认清，对她来说，读港硕并不能重启人生。
考公“上岸”才是那个必然，这是“稳定”的胜利。
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去年。曾一直居高不下的“考研热”，开始迎来9年来的首次下滑。2024年，高校毕业生人数攀升至1179万人的时候，考研报名人数（438万人）却出现首次下降，较上一年减少36万人。2025年，考研报名人数（388万人）出现第二次下降，相较于2024年又减少了50万人。
风头正盛的是考公。这7年来，考公人数持续升温。2024年，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，今年国考报名又破了纪录，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超过340万，较去年上涨约12.6%。另据华图教育统计的数据，今年23省的省考报名总人数超过了530万。“考公热”伴随的新趋势是，应届生比例在增加、硕士博士占比提高，岗位也开始向基层倾斜。
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考研辅导机构。2024年上半年，做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辅导的白烨发现，考研全程班的报名人数几乎少了一半。他非常焦虑，以为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。他浏览同行中做得较好的机构，发现他们公众号的阅读量低了很多，“以前立马就有几万甚至10万加，现在都很少上5000了。”
考研报名人数锐减，白烨后来才意识到，这是整体行情下滑的信号。大家开始觉得“考研也没什么用了”。过去，985的文科硕士进大厂不成问题，但现在，不仅普通本科的学生难找工作，名校毕业生，也同样面临挑战。考研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以前做得好的机构，在北京CBD租好几层写字楼，招一堆客服，养很多研究生、博士当辅导老师，这样的盛景一去不复返了。“还好我们船小好调头”，白烨只能感慨。
连考研老师都转型成了考公老师。转型过程比想象中容易，只要经过大型考公机构的完整培训，短则7天，长的30多天，又有讲课能力，就可以入门了，很多机构甚至不看学历背景。但能否站住脚就要看个人能力了，因为不管哪个机构都是很残酷的，“内部各种多轮淘汰机制”。
疫情前，白烨就开始在上海带事业单位的培训班，班上10个人，有六七个是工作了好多年，考本单位编制的学员。疫情后，他又带类似的培训班，班上清一色都成了硕士，还有两个同学从香港飞过来，中间上到一半，又要飞回去参加论文答辩。“毕业生真的是‘全民考公’”，他分析，现在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公务员岗位，对应届生的倾斜政策都越来越明显。
虽然考研人数有所回落，但基数依然庞大。白烨依然兼职考研辅导，但从带全程班变成了半程班——从七八月开始，找他报名的学员又多了起来。这说明，应届生面临的压力非常大，他们从前一年年末到当年的上半年，辗转于国考、省考、选调生考试等，到下半年，又有新的学生马不停蹄地投入考研备战，就是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。
考试间隙，很多考生会放弃休息时间，抓紧一切时间复习。
宋雨微就是在考研失利后，转向考公的。今年上半年，参加完事业编考试后，她发现，200多人报考的岗位，最后有100多人都没来——很多考生只是“病急乱投医”。分数的断层也很明显，前三名都在130分以上，彼此分差只有1～2分，而后面的考生则落后很多。“所以真正的竞争只在几位佼佼者之间”，她报了浙江某市的烟草局，想要抓住应届生身份，一心争取“上岸”。“上岸”的决心
对于选定公务员这条路，林悦一开始还没那么坚定。5月底，论文答辩的时候，她把最终决定告诉本科老师，让她意外的是，老师也认为这是个明智的选择。终于，她达成了让父母、亲人、老师，当然也包括她自己，都满意的结果。
集体的务实不无道理。曾经，建筑专业在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浪潮中风光无限，如今却随着地产行业的颓势一同跌入寒冬。2024年，全国开设建筑类专业的高校减少了17所，招生规模也缩减了6.1%，多所高校更是将学制从五年压缩至四年。行业内的震荡更为剧烈，社交媒体上，中小建筑设计院降薪、裁员，发放2000元保底工资的帖子屡见不鲜。
建筑类专业是曾经的明星专业，如今却随着地产行业的颓势一同跌入寒冬。
当时询问周围人意见时，一位港大学长就告诉林悦，建筑专业硕士毕业后，留港的很多人最后去卖保险了，而回来的大多也在准备考公。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，还是一位体制内前辈的忠告，如果读了硕士再考公，对晋升的帮助也不大。直接“上岸”更好，“大家都这样说”。
同样是建筑类专业的张悠然深有体会。她在一所985大学读的本硕，大五升学那年，大家考研本专业的意愿还挺强。但今年硕士毕业，班上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考公，那些原本对公务员不感兴趣的同学也报名了。“当暂时看不到前景，并且整个行业都弥漫着悲观情绪的时候，除非你有特别远大的理想，特别强烈的抱负，不然会很畏惧进入这个行业。”
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以前，“去大城市闯荡”“进大厂拼搏”是毕业生的“理所当然”。如今，单纯靠学历已经难以直接换来高薪体面的工作与光鲜的生活，越来越多人厌倦了太累、太卷、迟早来临的35岁危机，于是公务员成了那个更理性和安稳的出路。
宋雨微也是被本专业的就业前景劝退的。她读国贸专业，曾在宁波的外贸公司实习，作为实习业务员，一个月也能到拿六七千元，但这样的公司现在都不怎么招正职。后来她尝试考经济学类的研究生，开始了在宿舍、食堂、自习室三点一线的生活。
那是一段漫长的备考期，4门课的复习压力很大，坚持到后半段，她整个人都垮了，一度靠暴饮暴食来缓解焦虑。最后那几天，图书馆坐在她旁边的研友，再也没来，直接放弃了。
转战考公后，身边处处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宋雨微的的亲戚里，捧着“铁饭碗”的不在少数，他们工资高、生活稳定、福利待遇好，“整个人感觉出去工作还不如回来当公务员”。她听爸爸说，他朋友的儿子考上了一个热门岗位，进去的第一年，每个月公积金就有9000元。
她有个亲戚，从她上小学时就开始考公，考了整整8年。如今亲戚已经做到了副科级，孩子也长大了，家庭美满。这让宋雨微觉得，考公的辛苦是值得的。她做好了最多考2～3年的打算，报一次班是几万元，还有在家里的各种开销，家人也愿意在物质上给予支持。
从考试机会来看，考公确实更具优势。考研是一年一次统考，需要准备几门专业课和公共课，备考战线长，不确定因素多；考公的岗位丰富，主要考行测和申论，只要复习扎实，一年可以参加多次考试。理论上来说，基层岗位、省直机关职位以及定向选调等不同岗位，既为普通院校的学生提供凭借实力“上岸”的机会，也为高学历考生开辟了迈向更高发展平台的路径。
毕业这一年，张悠然就参加了5场体制内考试，分别是事业编、省考、国考，以及浙江、上海两地的选调生考试。她是“all in”考公，多样的选择也是为了提高考中概率，她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优先级，“冲浙选、稳沪选”，根据考试难度降级，后面才是浙江的国考、省考，以及事业编。最终，她被浙江的选调生岗位录取。
为了确保“上岸”，报班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刚需。“虽然不确定培训班是不是真的有用，但不报班一定会心虚。”笔试的胜利只是第一步，面试才是终极的考验，张悠然开始寻找适合的辅导老师。
她先看到一个本地大机构的8天线下集训班，费用四五万元。后来，有熟人推荐了一个一对一辅导班，学费也要一两万元。上过体验课后，她觉得这些课程都有些模板化，“我想要系统梳理政策要点，但老师们可能一直全职做培训，不见得对政策的理解有多深。”后来，一位社交媒体上的老师主动联系她，她觉得讲得还不错，这才进行了10小时的线上集中训练。
考生们的热情与对培训的依赖，催生出了庞大的考公市场。目前的考公机构，形成了中公、华图、粉笔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。与此同时，区域性培训机构遍地开花，如“新途径”等新兴机构，已经在全国数十个省份设置了分支机构。
不同机构构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生态。白烨可以算是考公辅导界的“个体户”，他专做县、地级市，以及大学的下沉市场。他经常在全国各地到处奔波，既自己开班也接机构的班。公务员有多省联考，也有自主命题，但对老师来说，考试的底层作答逻辑基本是一样的。
在考公热度的推动下，他也在筹备自己的考公机构，计划在东北开设。“现在的机构卷到什么程度了呢？”他说，有地方推出“笔试全年无限学”的课程，就像韩国的考试院一样，机构还配备自习室，一年200天，学员吃、住、学可以全在一起。
为了吸引付费，考公机构还流行类似的“协议班”，比如总价3万元，考生只用交3000元，如果考上了，就再补交剩下的27000元。对于机构来说，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，对于考生来说，只要他有“上岸”的决心。稀缺的“确定感”
当考公演变成一场集体行为，“上岸焦虑”会在群体中不断蔓延。林悦逐渐意识到，考公也好，考研也罢，这种狂热背后蕴含着某种盲目性，太多人只是执着于“上岸”的结果，却很少思考这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。
这个认知来得有些迟。收到港大offer后，她才发现，这两年，全国已经有一些城市的定向选调取消了对海外高校的资格认可，“那样就显得我当时想读港硕的决定很草率”。有一次，她与一位研究生朋友聊天，对方刚考上理想学校，在听说同学公务员“上岸”后，流露出了羡慕之情。朋友正烦恼未来选导师、写论文的事，她开始后悔，觉得读完研还是要考公，却又耗费了三年的时间成本。
“考虑考研的时候，只想着要‘上岸’选定的学校，考上之后发现也就那样。就像有很多人闷着头干一件事，只想着把事情给干成，没想着事情干成了之后自己到底会不会满意，会不会开心，后续的打算也是没有想过的。”这是林悦的感慨。
在做选择之前，大家都是一心想先抓住那份稀缺的“确定感”。
张悠然聊起以前的朋友们，他们高中毕业后就去美国深造，如今已在投行和大厂，拿着几十万美金的年薪，“虽然对比之下难免怅然，但我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。”她说，像金融行业，从大一开始就要为实习奔波，每个选择都关乎未来不同的轨迹，“好像一步错步步错，我很害怕这种多样选择下的压力”。建筑行业的式微，反而让她明确——不用再为就业方向纠结，专心考公就是最确定的选择。
考公的日子，是她用数不清的时间、心力去交换进步和希望的过程。“行测做麻了就去写申论，申论写几段写恶心了就去投简历，简历投完几轮发现并没有啥对口岗位就立马老实了，安安心心回到考公怀抱。”两个多月，张悠然的模考成绩从119分升到148分。多学几道题、多看几个视频，真的能看到进步，这种明确的反馈机制，在“模糊又清晰、痛苦又幸福，充满目标和压力的生活”中，给了她安慰。
再往前推几年，考研的学生其实也有类似追求稳妥的心态。2020年至2023年，还是考研报考的高光时刻。那时的考生中，很多人因为就业形势不确定、出国留学受阻，以及校园生活被疫情打断，将考研作为“缓冲”。2021年，在北京一所211大学读本科的颜西，加入考研大军，决定跨考人类学。在她看来，继续读书不仅能弥补大学生活的遗憾，还能期许一个更好的未来。
颜西是宿舍里唯一没有保研成功的人，她觉得自己被落下了。一个人考研很孤独，压力更是无形的。她的身体也出现了奇怪的问题，下颌关节变得紊乱，会莫名发生弹响。医生说，那是精神性的问题。考试前夜，她觉得没复习好，于是在脑子里查缺补漏，突然开始坐起来翻书。两个晚上，她都没怎么睡好。
只是辛苦“上岸”后，读三年研究生再出来，还不如本科那年去找工作。“学历贬值远没有现在那么严重。”985硕士同学里，有的在考公，有的去做教培，还有的人已经躺平了。颜西想试试大厂，今年4月，她投出40多份简历，只收到3个回复。其中一家大厂，把她的简历捞了又捞。三轮面试失败后，又换了另一个岗位让她重新来过，“就跟菜市场的白菜一样被挑来挑去”。
回望读研的那几年，那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。人类学本身要观察异文化，颜西曾去云南哈尼族村寨做田野。在那里，人们的命运似乎并不受自己掌控——收入是不确定的，因为收成看天、生计随季。他们与自然紧密相连，衣食住行都依赖于自然的恩赐。这种“不可控”，反而孕育出一种更平和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。
两种不同的社会时区形成鲜明对比。颜西从学校走向社会，感受到人们被一种主流思路牵引，“你得赶超大流，你得遵循既定的成功轨迹”。但她也曾体验过更慢的那一边，那里的人们对功名利禄毫无执念，他们更珍视独特的经历。颜西也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时区，这就是她能把握的确定感。想到这些，她也没有那么慌了。
考公“上岸”后的张悠然，内心反而会有一丝侥幸。和她同批通过笔试的，还有同专业的四位同学，“我们知道彼此有多拼”。她作为岗一，与岗三的分数差距不超过2分，“如果我去参加面试不见得就能守擂成功”。让她后怕的是，还有一位清北背景的同学，同时报了两个岗，最后走了另外一个路。如果这位同学来跟她竞争，她能否“上岸”也很难说。
如今张悠然会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些经验，算是一名“考公博主”。她见识到各种各样因为考公而迷茫的人。有人问她怎么安排时间、提升分数，也有一些二战、三战的人，询问她是否有必要继续考公，应不应该放弃。
她明白，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。她在屏幕这头按下回复，对那些一直困在家中、感到与世隔绝的考生，她会建议“不妨先找份工作，边上班边备考”；而对那些只差临门一脚的人，她则鼓励“可以再坚持一下”。也许大家都应该默认，焦虑与不确定性是常态，而被录取终究是少数人的事。“上岸”之后
“上岸”之后，真正令林悦忐忑的，是自己无法适应体制内的状态。很多人形容那是一种“温水煮青蛙”的过程，她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，能过着平淡如白开水生活的人。她计划以后考个非全日制研究生，再给自己一些提升空间。
刚刚踏上公务员的岸，但又没有完全放弃研究生的岸，不同类型的岸，就像一个围城与另一个围城。或许可以先试着追问，围绕考公建构起来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？
这是江韵进入体制内的第三年。在此之前，她在武汉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，为了圆教师梦，她边工作边考家乡的教师编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历经三次考试最终“上岸”。
回家工作的第一年，她感到非常恐惧。相比于以前在企业积累的技术和工作经验——至少每次跳槽都还可以要求涨薪，到学校工作后，她有点看不见自己的进步。“如果我失业了，好像就找不到工作了”，她担心自己变得一无是处，这种自我怀疑时不时会萦绕在心头。
与外界的想象不同，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清闲。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后，江韵又被派往县城下属乡镇支教一年。在那里，她真切体会到农村有多么缺老师，反而更加确认了自身价值。“两个老师负责一个班，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劳动老师都是我。”
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：这份工作的强度比在武汉上班时更大，收入却更低。工作繁重之余，县城的精神活动也相对贫乏。有时她会坐车一个多小时，去周围的县市逛逛。更多时候，只是关在家休息。更让她不安的，是周遭人的婚恋期待——体制内女生是“好嫁”的，另一半最好也是体制内。五一期间，县城里多了好几场同龄人的婚礼，这是很多像江韵这样“适婚女性”必然的轨迹。
“铁饭碗”也在开始松动。在某些地区，编制岗位甚至出现了长时间发不出工资的情况，其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小学教师编制。因此，像宋雨微这样的考公人，更倾向于报考烟草局、供销社等国家重要行业的单位，它们通常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保障性，当然也有更小的报录比，有些地方甚至是好几百人争取一个岗位。
一些国家重要行业的单位，有时会出现好几百人争取一个岗位的现象。
围城之外，张悠然正享受她入职前最后的放松。她不确定那个岗位的护照使用会不会受限，于是开始抓紧机会出国旅游。
她曾有过两段截然不同的政府实习经历。第一次实习，政府办公室里是一位年纪较大的阿姨，她们日常的交流有限，工作氛围沉闷，“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。后一段是在沿海城市，她经常参加城市规划相关的论证会，听大家讨论一个项目的问题出在哪儿、能不能继续干、还要怎么优化，“可以切实地感受到这份工作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”。
那是一个更年轻化的团队，前辈们还保留着些许理想主义情怀。他们会在下辖的乡镇开展空间设计项目，进行艺术装置的展览，这样也能带动旅游和乡村振兴。因为选调生是要下乡的，未来张悠然会去浙江的乡镇待两年，她期待，自己或许能为当地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。
命运的岔路口总是相似却不尽相同。那次林悦发帖求助时，遇到了一位跟她情况类似的女孩。她是教育类专业的，最终在公务员和港硕中选择了后者。那个女生说，“因为港硕在人生中也算特别的经历”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用价格去衡量的。
当下年轻人仿佛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，当你站在通往不同方向的岸边时，终究要选择一条自己要走的
（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。）
参考资料：
[1].《国考招录及报名过审人数连续六年保持增长》，极目新闻
[2].《逾400万人参加公务员省考，未来竞争还会更激烈吗？》，界面新闻
[3].《中国大学跌得最惨的专业，从“天选”变“天坑”》，网易数读
